Details of Research Outputs

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是近年备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少有研究从情绪社会化角度理解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形成机制。父母情绪社会行为是指父母有意识地对子女的情绪体验和表达做出的行为反应,具体包括对子女情绪的回应、与子女的情绪讨论以及自身的情绪表达和榜样示范。根据情绪社会化理论,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则有利于子女形成安全稳定的情感系统,而非支持性情绪回应易使子女无法习得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产生负性情感体验,进而发展出不适应的社会行为。本研究基于情绪社会化理论,旨在考察父母情绪社会化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情绪调节困难和负性情绪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采用父母情绪回应量表(EAC)、问题性手机使用量表(PMPUS)、简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积极-消极情感状态量表(PANAS-SF),对两所中学165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527份,其中男生771人,女生756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4.84岁(SD=1.63)。结果表明:(1)父母非支持性情绪回应、情绪调节困难、负性情绪和问题性手机使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支持性情绪回应与情绪调节困难和问题性手机使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父母非支持性和支持性情绪回应能够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程度(3)情绪调节困难、负性情绪在父母情绪回应(非支持、支持)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中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但负性情绪在支持性父母情绪回应对问题性手机使用影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父母情绪社会化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加深人们对问题性手机使用形成原因的认识,启示父母应尽量选择积极的情感回应方式,避免使用非支持性的情感回应方式回应子女的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以降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