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tails of Research Outputs

本文借助於现代音乐考古学的发展成果以及古文字资料，试图以宗周「雅」乐的名实制度的形成与嬗变为个案，从而作一尝试性的探索。以音乐考古资料与现有文献资料相印证，本文认为商周音乐文化的分布，特别是西周时期，基本上呈现了比较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差异。而这种地方或民族差异，以及文化交融所带来历史变化，并非简单地直线型发展，相反，在两种文化交织、冲突、整合之际，呈现了阶段性的暂时倒退。所谓「雅」就是「夏」，雅乐是先周时期周民族继承夏文化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乐舞乐歌形式。「雅」乐从先周到春秋战国之交经历了三次比较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第一次是在武王灭商以後，周初所制的「雅」乐已经接受了河洛地区殷人音乐文化，以及殷人在江汉一带的音乐文化的影响。平王的东迁为「雅」乐带来了第二次变化，此时，「雅」和「夏」的地理概念已由关中周王畿一带扩大到中原地区，而「雅」乐同时也与中原诸夏音乐交相影响，熔铸出新的「雅」乐体制。到了春秋中晚期，「雅」乐的泛化流布也为「雅」乐带来新的发展，随着周室的衰弱，王权的式微，晚商的余韵，各诸侯国的民间世俗之乐，以及诸夏以外的四夷之乐逐渐取代了「雅」乐的位置，成为各国君卿士夫的好尚所在。这期间，不但源自世俗之乐与四夷之乐的新声开始雅化，而「雅」乐也接受了新声的部分影响，有一些俗化的痕迹，这可以说是「雅」乐的三变。从「雅」乐的三变可以看出，「雅」这个概念和乐制本身从先周时期，中经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和平王的东迁，至战国，伴随着周代礼制的嬗代流变，也经历了源、流、变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然而，对於「雅」乐内容、制度及其作用，我们目前所知主要是战国前後的文献所描述的。其中尤以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的描述较为详尽。而关於《周礼》和小戴《礼记》的成书年代，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说法是从战国到西汉初这一段时间内。三《礼》本出於七十子後学，故本文认为《周礼》和《礼记》中所描述的乐制并不完全是当时乐制的真实反映，乃是以春秋时期融会了世俗之乐的影响的「雅」乐为本加以理想化而形成的。因此，《周礼》与《礼记》中所描述乐制既含有历史所赋予的名实变异，又掺加了作者以儒者的角度对理想、乐制的想像。它与宗周「雅」乐之间当然是同中有异，有相当的距离。